也想谈谈告密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可谈的，告密是中国价值观里最低等的劣行之一，也是我爸妈对我从小的一个教育重点，在学校闯了祸要被老师剋，但是敢把同伙供出来，被爸妈知道了得往死里打。告密是一种行为，其背后的本质是背叛，背叛是对别人信任的践踏，只要信任建立得有道理，这种践踏必然是令人不适甚至不齿的，没什么好讨论的。

那就先按下这个话题不表，说我见到的另一个有趣现象。人们在谈起美国和加拿大（尤其是加拿大，也许因为其他方面乏善可陈）的民风淳朴的时候，经常用来举例子的一点就是，人们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性，遇见违法行为（比如闯红灯）积极检举。还有就是在体罚还刚要被社会舆论否定的时候流传的故事里，爸妈体罚孩子，结果孩子报警把自己爸妈抓起来了。这算是告密吗，可耻吗？

这两个例子或有意或无意地，忽略了告密和告发的区别。告密的内容应该是一个秘密，一个权力通过正常手段无法取得的证据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背叛之前有个过程，就是信任的建立，而且这种信任建立得要有道理。要么是两人有足够的私交，要么是事先明确进行约定，要么社会公德里默认的应当互信的情况，比如说，即便是陌生人，也要相信走在路上擦肩而过之际，对方不会从怀里取出一把匕首来捅你一刀。上面的例子里，报警者跟闯红灯的傻逼不熟，爸妈也只对孩子的抗揍能力有“信任”，所以并不存在背叛，只能算是告发。

那么问题转换一下，告发还是一种为人不齿的行径吗？

之所以要谈这个，是因为最近某选秀节目里，有些选手的粉丝看不惯另一位选手，向某部门举报该选手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霍老爷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《xxxxx：世道变坏是从年轻人用36计开始的》，其中有这么一段话：“无论是权力任性导致的运动式治理也好，虚伪假大空的宣传也好，都必须基于‘告密’的群众基础才能存在，若是没有告密，至少，那些政治运动，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，而一旦有了告密者，势必像病毒一样蔓延。”

我们对告密的鄙视，其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，告密是极权主义控制人的一个重要工具。电影《窃听风暴》里，东德的国家安全部门通过威逼利诱，迫使文化界人士、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周边的亲人朋友出卖隐私谈话内容，以此作为罪证抓捕审判。具体情节虽经过艺术加工，但这段历史是真实地发生过的。但是就在同一部电影里，当局除了发展眼线，还通过化妆成工人，在维修房屋的时候布设窃听装置来搜集情报。缺少了告密这一个工具，权力就控制不了人了吗？这种对告密的鄙视，和在行贿受贿问题里只谈行贿者是社会的蛀虫，在性工作者和嫖客之间只羞辱前者一样，算是老太太挑柿子——专捡软的捏。

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觉得告发是否应该，主取决于是否符合道德规范，是否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正义感。然而一则动机实在难以揣测，再者道德规范的流动性又太强，既可以束缚在法律的框架内，又可以附身在狂热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宗教之上。宗教改革者胡格诺被教廷宣判火刑的时候，行刑的修女慈眉善目，添柴的动作谦恭优雅，引得绑在柱子上的胡格诺本人都感叹那“神圣的单纯”。威权既然能把触手伸向的素有信任的朋友伙伴之间，想要修改甚至扭转道德，简直轻而易举。

所以，当权力已经膨胀到能吸引人自发检举的时候，还是双手合十地祈祷吧，毕竟除此之外，我们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了。